四十年前在北大求学时，每次行走在未名湖畔蔡元培先生铜像前，就想起他的前辈，那位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先生。当时我就想，吴先生倡导的“东西合璧”，与十几年后蔡先生的“兼容并包”，隐隐然，似有草蛇灰线般精神连结。甚至觉得，在那个大崩溃时代，吴先生孤独的清醒，比后来者更属难得。如果加上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光，还舍大学堂的禄位，办一所惊世骇俗的“合东西”中学堂，则我们实实在在欠他一座铜像。
一
初识吴汝纶，还是1982年10月，那是桐城中学八十年校庆的日子。一向埋头课本的我，第一次听说创校校长吴汝纶先生，也得知先生字挚甫，人称挚甫先生；第一次看见吴校长亲撰的“勉成国器”校训和“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的楹联。那一刻，惊奇甚至惊骇，这气度，这气魄，说的是我们吗？是对我们说的吗？从此，这一训一联，仿佛是一个精神指引，让我们这些挑着扁担行囊求学的孩子，看到了千山万水之外、千秋万代之远；也好像是一种心灵开示，让我们坚信，虽在穷乡僻壤，但人不自弃天必不弃。那时候，虽然连先生的画像都没见过，但一提到先生令名，就不由得亲切，就倍思先生的遗教和期许。
再识吴汝纶，是1984年春节，那是我在北大学习半年后了。那年春节，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春节，家里很是热闹。乡儒许祖宜先生捻须笑言：“花开蝴蝶至，时来谁不来，时不来谁来”，当时让我大为感慨。许老虽身体畸零，但鹤发童颜、白髯飘飘，耕读之余兼操风水之业。后来我才知道那句话源于吴汝纶的《百字铭》。吴先生对世相人生的参透，此后时时提醒我，“自跌倒，自爬起，靠人扶，都是假。” “且挨过三冬四夏，暂受些此痛苦，雪尽后再看梅花。”吴先生的文人气概，睿智启人。
三识吴汝纶，是前些年受河北沧州的郭华先生启发，他给我供职的媒体写来一篇文章，题目叫作《一渠清水念吴公》。这篇文章讲述了吴汝纶在冀州知州任上修筑水渠的故事。这条水渠长达60里，将冀州至衡水之间低洼土地上的雨季积水排入滏阳河，使十几万亩贫瘠的盐碱地变成肥沃良田。时人感其功德将水渠起名“吴公渠”，此名也一直沿用至今。吴先生在冀州、深州十几年知州任上，不遗余力劝农、安民、兴学，吴先生是一个难得的好官。
四识吴汝纶，是从闲书上看到先生与曾文正的一件尴尬事，先生的“生猛”“莽撞”让我印象深刻。先生先后供职曾文正、李合肥幕府，曾李一应奏议基本由先生起草，被称为“曾门四学士”翘楚，也为李合肥所器重。有野史笔记称，据说，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也有载，一次，曾文正出“如夫人”上联要门人对，先生当即以“同进士”对之。曾文正是同进士出身，一生引以为憾。戳上司痛处，在官场职场都是大忌，虽是无心之失，毕竟也是失啊。若遇一般的上司，起码可以给你下一个“不稳重”的考语，好在曾文正的格局还不至于与年轻的才子计较。先生才力便给、个性鲜明的形象，在我等后学心目中变得活泼泼了。他不是高台大案的讲者，不是案牍劳形的酸儒，更不是揣摩上意的俗吏，他是像你我一样的“不懂事”。“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先生其谓也。
二
但我真正识得吴先生，还是2022年10月，又是满城桂花香的时节，桐城中学120年华诞。
那年6月，我受托为校庆撰写一篇120字的铭文，既要告慰先贤，又要表后学之志。有先生《百字铭》珠玉在前，我等瓦屑焉敢上堂？但有感先生对后十百年的期许，桐城子弟120年来也默默践行，值此华诞之际，必须向先贤汇报。于是有了这120字的《勉成国器铭》——
“向时，列强环伺，国运飘摇，途穷歧路。桐城吴挚甫先生起曰：勉成国器。
世易时移，百二十年。自兴新学始，承人文之盛，启科学之妙，问天探海，抉幽发微，迭成国器。幸告先生，后学不辱遗教。
子曰‘弘毅’，孟言‘大任’。及今百年变局，正谋复兴大局，有志者当胸怀国之大者，高峰入云，清流见底，勉成国之重器。
此其时也！ ”
2022年10月30日，桐城中学举行隆重校庆活动。此前一日，吴汝纶校长纪念馆揭幕。我记得当时正是非常时刻，不能回母校共襄盛举，但还是忍不住抚今追昔，遥望南天，忆起母校半山阁的灰砖碧苔，青藤乌瓦。想那飞檐下掩映的校匾，在凝固的音乐中，发散着金色的光芒；白墙下的月洞门，照进了溶溶的溪水，仿佛文脉在静静地流淌；桂花粒粒，落满一地，那是熏染了经史子集的幽香；朱红的窗棂半开，传诵着先贤的遗训，也带来了美的消息。曾经，一个少年伫立在此窗前，等来了大学通知书。
120年，时光一帧一帧闪过，一群又一群，一代又一代，那些穿着布鞋、挑着被褥书箱的孩子，那些不屈命运、怀揣梦想的孩子，那些不自弃、坚决寻求新生活的孩子，都在“勉成国器”的旌旗下集结，纷纷从此处出发，一路过山涉河，踏平荆棘，只为了圣贤指引的山那边风光。
后来听说，一位喜爱朗诵的航天员，曾在天宫朗诵《勉成国器铭》，其铭文和音频也为中国桐城博物馆收展。也有学者建言，桐城中学可以勒石以记，让千千万万的子弟能时时感受到吴先生的厚泽，让勉成国器成为学子的一种本能。这才是对吴先生最好的纪念。
三
有时候我想，吴先生也许早生了一百年。他是近代史上大崩解、大变局时代的清醒人。严复曾称吴汝纶是“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是继郭嵩焘之后的举国一人。
郭嵩焘是中国第一任驻外大使，曾被守旧势力讽刺为“何必去父母之邦”“不容于尧舜之世”，他的孤独，吴汝纶明白，严复明白。开眼看世界，那个时候，何其难哉！吴汝纶也像他的前辈姚鼐一样，在当了十几年官后毅然辞职，转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与姚鼐相同的是，他对这个朝廷失望了、放弃了，与其在官场碌碌无为，不如把家国希望放到培养年轻一代上面。
但与姚鼐不同的是，他所处的时代变了，已经不允许他继续子曰诗云，继续讲“桐城家法”。继续子曰诗云救不了国家，科举制度雪不了甲午之恨，“桐城家法”也以后再说吧。当下，这个国家亟须的是西学人才，是懂工业和科技的人才，是国器，是国之重器。用一句桐城话说就是：你这伢，要成器啊！
曾经在曾李幕府工作，见证和参与了洋务自强的历程，也一步步看到军械、轮船、铁路、电报等舶来产业在古老的大地上生长，吴汝纶明白，国家的未来在新学。自1889年起，他主讲莲池书院十余年，对传统书院进行近代化改革，先后开设英文和日文两个学堂，并且从美、日聘请教习传授知识，把他们作为与古文和举业同等重要的科目。一时间，保定成为研究新学的中心，国内慕名求学的青年很多，严复、林纾等人都受过教益。当时住在北京城的日本和西方文人学者也常往保定向吴汝纶请教，相互切磋。其间，他还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原富》作序。
1902年，清廷下诏开办新学。京师大学堂复学，管学大臣张百熙恳请吴汝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坚辞不就，坊间传说，张百熙长揖恳求，吴乃勉强答应。但吴先生提出一个条件，上任后要去考察日本的教育。
他认为日本的崛起源于兴新学，才三十年，就有了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的国力。那一刻，先生的心境有谁知！我想，作为北洋系一员，听到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噩耗，眼见洋务运动指标性成果一战而毁，此情何以堪！真正难以想！又看着李合肥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三十年洋务，一朝殆尽，是什么心境？何况还是自己的主公和一路追随的标杆，真正是堪所难堪。难怪心怀悲伤的他，在马关写下了“伤心之地”四字。到底是什么原因？都是三十年，为什么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崛起了，而清廷在洋务运动中失败了？是洋务搞错了？还是路径出岔子了？
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吴先生明白了一个道理：光是会造新式器械还不够，形成举国认可新式科学的氛围最重要。中国的希望在力行新学，新学的希望在广泛育才，而人才须从基层育起。中国要想像日本维新那样成功，就需要大量育成为国所用的国器。所以，从日本回国后，他舍京师大学堂回家乡，办起桐城学堂。他认为，为了新学的未来，当务之急是办中学堂。没有众多的中学堂，大学堂就是空中楼阁，难以为继。只有千千万万的孩子从中学就接受新学教育，才会育成千千万万国器。他在桐城学堂开办新学，从日本延请教师教授外文和数学物理化学。1902年10月，桐城学堂办成。
但悲情的是，学堂开立两个月后，1903年农历正月，吴先生就积劳成疾，溘然长逝。严复闻其猝逝，集句而悼：“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吴先生没能见到他心爱的学堂，此后绽放“桐中敲铜钟，童男童女同上学”的盛景，也无从得知，正如其愿，后十百年，此地人才奋兴，国器鱼贯而出。一批院士科学家从此诞生，特别是在航天科技领域，更是如茅斯拔。先生的国器教诲，一百年后成果斐然。
由此我想，先生的国器，不是指泛泛的人才，自然也不是曾经会时文、能诗文的人才，而是懂新学，尤其是懂西方自然科学、能强国富国的人才。自此之后，桐城偃文修理成为一时之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科学家去，当工程师去，当教授去，数理化才是国家急需的重器。毕竟，文科在桐城文风的历史面前，算不上什么；毕竟，你再厉害也不能与方苞姚鼐比。不过，今日先生如在，目睹此情，欣慰之余，肯定也会强调学问要均衡、人才要繁富。
四
先生尤可道者，是其敢于师敌的胆识。在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传统农业国在船坚炮利的降维打击下，等待的命运只有被瓜分豆剖，自强之道惟有“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就是洋务运动的动因。但要我们这个古老的天朝上国，去学西洋、东洋，集体的心理关就难过。怎么办？救国自强，必须学习人家的长处，哪怕它是敌人，我们也要学；特别是敌人，我们更要学。只有学会敌人会的，我们才能了解敌人并战胜敌人。
先生的师敌是扎扎实实的。他在日本足足考察了三个月，在日本期间，他先后到长崎、神户、大阪、西京和东京等地的各类学校和单位参观，并拜访了众多官员。吴汝纶后来将他在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进行分类整理，汇编成十多万字的《东游丛录》一书，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介绍日本的专著。创办桐城学堂时，他聘请了日本教习早川新次。
试想，1902年，120多年前，现代意义的大学，或者说新式大学，除了京师大学堂等若干学堂外，几乎还不存在，但在偏远的安徽乡下，却有了一所教授数理化外语的中学，而且还有外籍教师。这胆色，这视野，这行为，怎不令人击节而唱，特别是竟然、竟敢延请敌人、而且还是蕞尔小邦，来教我天朝子弟，这是何等的气魄，又是何等的隐忍！郭嵩焘大使只是在一个场合披了洋人的西装，听音乐会像洋人一样不时拿乐单看，就被副使参奏。他还是在洋人的国家尊重洋人的习惯和礼仪，吴汝纶竟然把洋人请进来当老师，甚至还是东洋敌国！
吴汝纶终其一生还是像早年那样“生猛”！但是，只要有利于国器的成长，师敌又如何！ 先生就是这样的“生猛”！
五
“安得东西共一堂”是吴先生的夙愿。一定程度上在桐城学堂实现了。
吴汝纶令人敬佩还有一点就是他的现代意识。完全可以说，他已经超脱了传统文人的底色。他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科举不利于富国强兵，他就力主废除科举；他知晓西学能使一个东瀛小国“兴国才卅十年，而国势人才已骎骎与欧美埒”，他决然择其长者而师之；他一旦明白国势在新学，他就辞官改造传统书院，一旦知晓国器要从基础培养，他就回家办新式中学，哪怕是大学堂、是京师大学堂，他也断然拒绝。为此他还撂下狠话：“吾辈此次办学堂，有进无退，人不善换人，法不善换法，决无止息之期。”
吴汝纶的现代意识甚至使他超脱了当时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局限。“体用”是把中学和西学放在主从位置，也就是还是以儒家学问为本，西学只是应用层次的学问。但吴先生强调的东西共一堂、合东西国学问，完全是把二者放到一个平等的位置。也就是说，中学和西学都是学问，我们的目的是把二者的长处和优势融为一炉，陶冶出一个 “大变局”时代的新学问。
这新学问无疑就是“中国式”知识体系的萌芽。它既不是守旧派的以古为尊，也不是体用派的权宜之计，他的前瞻性，不仅超越了洋务派、维新派，也与日本的“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派不同，他是“中国式”的和合派，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在中国的大地上生长出来、适合这块土地的知识新体系。这应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
而吴汝纶，可能就是这个洞烛机先者。他完全配得上一座铜像。借用郭嵩焘的自况诗，向挚甫先生致敬——
“流传百代千令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原文转载自：https://mp.weixin.qq.com/s/iiFXfuztHgcjc0WZS7k_N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