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后，在高考季与班主任金汤老师重逢，才能体会那份淬炼过的师生之情。小城沧桑，世事苍狗，重温去年自己写过的这篇小文，有了与诸君再度分享的冲动。今年安庆地区理科第一名出自安徽桐城中学（不含政策性加分）。学弟邢前，总分690。
曾经的桐中
20多年前的安徽省桐城中学，在当地曾经是一种神话一样的存在。除了桐城本地的生源，还有来自邻县、市府甚至省城的翘楚。他们今天散布全国，大多已经成为各自领域的骨干和精英。我们那一届，就有不少同学已经是国内甚至国际某一领域的领军人物。这所中学始建于1902年，前身是桐城东乡会宫人吴汝纶（今属枞阳）回乡创办的桐城学堂。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那里已经被划归铜陵。桐城派的乡土最终一分为三，怀宁归于安庆，枞阳归于铜陵，只有桐城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这本身就是桐城派没落不争的说明。
我们这一批莘莘学子，和桐城派最真切的因缘是吴汝纶先生创办的桐城中学。吴先生是晚清到民国期间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曾门四学士，他的声望可能超过了许多同一时期的桐城人。比如刺杀五大臣的吴樾，比如翻译狄更斯的林琴南。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对故乡用近乎生命献祭式的跪乳反哺的方式，创办了这所学校。这是桐城派文化史上的最后一件盛事，在龙眠山水之间顽强地赓续着这个文化部落最后的落日辉煌。
100多年后的今天，在惶然大观的桐中校友册上，的确闪烁着耀眼的星群——
比如中国计算机之父慈云桂；
比如美学泰斗朱光潜；
比如哲学通儒方东美，净空法师即是他的弟子；
比如文化部长黄镇，正是他亲批年龄超标的张艺谋入学；
比如中共第一右派，政治设计院提出者章伯钧；
比如两院院士陆大道、孙德和、程和平等理工巨擘；
比如方令孺、叶丁易、舒芜等文坛宿将；
比如何其巩、储波等政界精英；
比如张国威、戴耀等军中娇子；
比如段路明、程和平等新锐学者……
这是一串仍然将会不断延展的名单。我所掌控的资料相当有限，所以如果看见此文的乡党、同学、友人和明师，能提供更为详实可信的资料。海龙感激不胜。
这证明了当年吴汝纶为学堂写下的楹联似乎就是一个完美的预言：
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
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
这副楹联的横批是“勉成国器”。国器一语，见于《荀子》、《汉书》。《新唐书》谓张九龄为“国器”，意为可以安邦治国的人才。我刚刚把这四个字手书，送给了一位即将踏入香港大学的学子。这些年来，面对年轻人，我总觉得没有什么能比这四个字更能表达我的心情，她曾经也激励过我的青春。
在生命的中年，我忽然能在那一刻触摸到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的心境。一个多世纪前，故国飘摇，家园凋零。五千年的文明长流，从黄色中土流向了蔚蓝的海口，没有人能看清中国的未来。他把一生最后和惟一的希望，寄托在未来，寄托于教育，寄托给桑梓。他是那样的自信，他是那样的殷切，他是那样不吝溢美、满含期待。
一年之后的春天里，63岁的吴汝纶在一片琅琅书声里离世。在他的身前，是一道延宕了300年的桐城文脉；在他的身后，是我们这样一批又一批注定要走进桐中的莘莘学人。
此生何幸，生于桐城
在前后大约500年间，桐城这个在各种地图上几乎可以忽略的小城，居然成群结队地出现文化巨匠、政治巨擘，并且形成了贯通哲学、经学、文学、政治、艺术、医学、宗教、工学的知识峰峦，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桐城派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即便在世界文化史上，我觉得桐城派也可能是一个异数。
一个王朝，曾经荫蔽了这座小城。曾几何时，桐城冠盖满京华，文章甲天下。曾几何时，有人喟叹：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其实，在对桐城文章的感喟之后，是对文章背后道德力量的折服，对儒家三立功德的唱颂，更或者是桐城文章背后现实政治力量、社会力量的真实体现。父子双宰相，三代五进士。桐城人在清朝的汉官体制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几乎尾大不掉的可怕力量。以家族、门生、同年、乡党为纽带建立了庞大体制，甚至触发了满清贵族的忌惮。在小说家二月河的虚构里，这是张廷璐被腰斩的真实原因。据说，他其实因病终老乡里。我曾经有幸见到过一幅张廷璐的画作，不能判断真假，但其笔法和精神都透露了我熟悉的桐城人的精致和机巧，我认为那可能真的是真迹。我把此事告诉后来我在北京遇到的一位张氏后裔，再循迹追寻，已经杳然无痕。就像桐城派一样，这些痕迹常常会偶然出现，却经常龙隐无踪。
我们那一代的桐中学子，都是从踏入桐中之后才被注入了桐城文人的精神血脉的。“高峰入云，清流见底；杂花生树，群英乱飞”，不仅是自然的寥廓与生趣，更是心灵的轨范与自由。这是我们的幸运或者不幸：从此我们可能拥有精神的高标，但更可能会因此背负精神的枷锁。和明末以降的家乡先贤一样，我们个体生命可能从此会被烙进家国情怀。
这是数百年来桐城的光荣和悲剧的渊薮。国兴桐城兴，国乱桐城苦。在中国近500年的版图上，可能还没有哪一个小城的命运，能如此熨帖着我们这个民族的荣辱。无论是方以智退避终老的僧袍，还是方苞在扬州迎迓奔走的身形，都是明末大中国走向的缩影。一个惶然煊赫的康乾盛世的背后，在我看来，影影绰绰地都是桐城望族的支脉。
然而，风云流转，世事苍狗。20世纪初的中国，充满了衰朽和死亡。列强环饲中的中国已经透出死尸的味道，但勉力支撑晚清大厦的曾国藩与李鸿章都与桐城不无渊源。毛泽东表示，近世独服曾胡；蒋介石更是一生以学习曾国藩为己任。而曾国藩则终其一生都以桐城派文化中兴者自居。其功业、文风、性命均烙下了鲜明的桐城派的印记。曾翁不仅是晚清的中兴名臣，其弟子李鸿章更几乎是拦截晚清溃败的最后一道堤坝。
1865年，25岁的吴汝纶以会试第八名的成绩为曾国藩所赏识，成为曾门四学士之一；此后，更为合肥同乡、曾门弟子、晚清第一实权汉人李鸿章所倚重，坊间相传，李鸿章的不少议政辞章，应出自桐城文胆吴汝纶之手。
曾经深入到晚清政经中枢的吴汝纶，对一个王朝的衰败有着无法回避的切肤之痛。那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集体焦虑，对于桐城人吴汝纶而言，这种焦虑已经不仅关于社稷国政，更关乎桑梓故园。护佑王朝中兴的曾国藩，支撑王朝终点的李鸿章相继离世，桐城派以及与之伴生的强权体制也终将朝不保夕。
1901年，李鸿章在一片唾弃中病殁。次年，这座桐花飘香的小城，在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晚清，终于迎回了他漂泊一生的游子，老病交加的吴汝纶。
吴汝纶的教育情结
吴汝纶的一生都有教育情结。
早年，他出任地方长官，就曾经追缴赋税收入作为学堂经费，并亲自办学，开蒙传道。1888年，48岁的吴汝纶更加乐此不疲，辞去了地方长官，甘愿去当保定莲池书院的山长。
在山长的岗位上，吴汝纶干得风生水起。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李光炯、房秩五等人都曾受其益。也就是在这一期间，吴汝纶大量接触到西学，并萌生了创办新式学堂的理想。桐城学堂应当凝聚了吴汝纶一生创办教育的经验心得。今天来看，那副大气磅礴、包吞四海的对联不再是一介书生的狷狂张扬，而是在字里行间洋溢着桐城先贤的一派自信与勇毅，氤氲着济世救国的太平气象。
那一刻，吴汝纶无疑是幸福的。他应当也完全可以相信，自己是找到了一剂良方。历史终将证明，他是这片土地上一个不可或缺的文明链接者，踵事增华，承前启后。无吴汝纶翁，吾辈其披发左衽矣!吴汝纶老校长的教育方法、理念和水准，在校史上已有定论。桐城中学的继任者持续了这种辉煌，不遑多论。
我时常会想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评述吴汝纶：他是那个擎起旧时代的大门，让孩子们走向未来的人。作为新文化的旗手，浙江人鲁迅比安徽黄山人胡适之、桐城南乡怀宁人陈独秀都要幸运。胡适之远走荒岛，陈独秀埋骨荒山，鲁迅则登坛封神。
1988年的秋天，我懵懵懂懂之中走进了桐中校园。其时，“安徽桐城中学”六个字采用的居然是鲁迅字体。这位认同钱玄同给桐城扣上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帽子的文化旗手，他的字体高悬在每一位进进出出桐中学子的门楣上，这个场景充满了文化的戏谑和诙谐。
一则未经考证的故事是：在鲁迅所有的手书字体中，并没有一个“桐”字。为了凑齐这六个字，当事人用“木”偏旁和同志的“同”字凑出了一个桐中的“桐”字。我相信这是事实，我曾经亲耳听语文老师吴先生所言，他曾是此事的经办人之一。
据校友介绍，如今这六个字已经被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启功的字体。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另一种荒诞。在我的印象中，所有王朝遗老的字体中，都充满了一种八面玲珑的圆滑秀丽，乖巧丰艳。赵孟頫的字体如此，启功的字体也大略如此。这种品格，与桐城文化的雄健、坚忍、自信、强悍其实扞格不入。
我有时候，会在梦中见到吴汝纶。我听见他的乡音，我看见他白须飘拂。我时常觉得，他是一个最后的盗火者，在生命弥留的最后一刻，把一团火种在了桐城。
桐城与桐城人
李鸿章的离世，是晚清政治史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作为李鸿章的余绪，袁世凯、段祺瑞不久将先后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几乎都和桐城有着不可判分的联系。
和吴汝纶一样，桐城人继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成这个时代的救赎。
首先是革命者。
桐城南乡人陈独秀四处奔波，他的踪迹遍及安徽各地，尤其是芜湖。芜湖长街改造房地产时，把陈的旧居扫平。桐城人吴樾来这里和他商量后，将从这座江边小城出发，登上北上行刺北洋五大臣的生命逆旅。据说，参与者中还有芜湖海关官员桐城人潘赞化，他的妻子张玉良更广为人知。和桐城还有交集的另一位显赫的英雄是秋瑾，她的铁磁闺蜜和实际资助者，是桐城高甸人吴芝瑛。秋瑾死后，为其收殓尸骨的，也是这位桐城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山者，中国共产党的奠基人之一，桐城南乡人陈独秀几乎成为近现代怀宁人的命运缩影。在体制内的多位文胆都出自怀宁。比如穆青。
作为文化意义上的桐城人，陈独秀很难真正成为一个彻底的、毫无羁绊的革命者。毛泽东生活在无湘不成军的湖南，对暴力军事的熟稔，与旧王朝天然的绝缘，让他在这个改天换地的时代，走的更加彻底坚定和洒脱。而陈独秀浸淫在桐城书声里，注定只能成为一个转换型的人物。他曾经如此锋芒毕露，但最终逃不过心底正统的声音。他成了悲剧的右倾主义者。历史没有给那个时代妥协的机会，天翻地覆是那个时代的主题。
还有和桐城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第三种势力。在段祺瑞的政府中，有两位桐城将军（可能还更多）。一位是桐城孔城镇人施从云，一位是嬉子湖人周子寅。更多人熟悉的是施从云，他是施从滨之弟，因为侄女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复仇而被人熟知。
我到桐中的路上，会经过施从云的衣冠冢。在几户农宅的掩映中，那座荒冢神秘而幽静，记载着这片土地上曾经的英雄传奇。多年之后，我在北京植物园意外遇见孙传芳墓，那一瞬间撞入我心坎的，居然是少年时记忆中的那个荒冢。
周子寅的资料已经不存。仅仅在散件的资料中，查到他在1924年4月26日被授予陆军少将。在一本关于冯玉祥的小说中，看到了零散的表述，据说，他是一种介于中间派的力量。既不像冯玉祥那样激进偏向革命，也不像另一些人反动腐朽。这可能是典型桐城人性格。
施家应当是桐城的将门。施从滨上将的侄子施中诚将军曾经是常德保卫战的指挥者。几年前，我曾经意外接触到《勇士之城》的剧组。但为时已晚。这部以常德保卫战为背景的作品，已经湮没了将军的身影。刚刚杀青的电视剧《炮神》我之所以愿意加盟，真正打动我的不是主角，而是桐城人周子寅，他曾经是清军炮兵营的标统，后为段祺瑞麾下悍将，是地道的炮神。
在共和国的奠基者中，桐城人章伯钧的名字其实不可或缺。他最著名的政治设计院的右派言论，实际上正是今天改革面临的最迫切最真实最艰巨的政改命题。2012年，在一篇关于新任总理李克强的公开报道中，我们也意外地发现，他居然和桐城派有着同样真切的渊源。
桐城，这个关联了中国历史几百年的名字，就像散落在近代史河畔的贝壳，每一次低头，都能拾起一枚惊喜。是这样的灵山秀水，给了吴汝纶最后回乡陶铸国器的勇气吗？
桐城派与桐城文化
我一直以为桐城派不是一个文学流派，而是一个大文化流派。甚至，我以为桐城派是中国儒学的一个经世致用的支流。也许是桐城文章名声过大，湮没了其自在的文化属性和独特的文化价值。其实，在立言占据了儒学功德的时代，文章当然不仅仅是文字。曹丕所说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虽然出自政治家的立场，但的确有其深意。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桐城人掌控了当时社会的话语权，构建了当时社会的普世价值。我一直私下认为，桐城文学流派和历史上诸多的文艺流派一样，在其崛起的背后，都有同样强悍与生机勃勃的社会合力。义理是价值观，考据是方法论，辞章只是操作术。桐城文风的洗练，那是高屋建瓴的统括；桐城文风的素朴，那是直指真相的睿智；桐城文风的实用，那是经世致用的襟怀。我们是多么幸运，就生活在一片桐花飘香的土地，头枕龙眠山，足蹬菜子湖，几百里稻香莲开，氤氲了一片风水桐城。
在过去的100年里，桐城人都退出了两岸政权中心，但却有两个桐城人，在大陆两岸不约而同地把生命的诗情，投入了更为深邃、更为永恒、更为普世的形而上的美学，他们的名字，一个在大陆叫朱光潜，另一个在台湾叫方东美。许多人也许都陌生了他的名字，但是今天两岸佛教界中闻名遐迩的净空法师，对方东美所执的是弟子礼。
更多的桐城人把才情和智慧转向了工科。在今天中国的几乎每一座医院，每一所大学都有桐城人。这真是一种令人惊奇的社会存在。作为封建堡垒，我无法想象也不曾亲历那一场文化浩劫给桐城带来的冲击。1966年，桐中图书馆被冲击，据说半山阁的书籍在操场上烧了三天三夜。不久，我的父亲被迫从桐中辍学，他曾是当年大改班的首届学员。
1903年，吴汝纶63岁。又一个63年后，1966年。历史用这种近乎巧合的方式在轮回。在此之前，桐中连续三年在全省夺冠。1962年升学率更高居全国第二。1966年之后的桐中改名桐城县五七中学。这是桐中之殇，更是桐城派之殇。
实际上，那团火焰烧掉的是桐城延续了几百年的文化道统。
恐怕直到今天也没有人会意识到，连盗火者吴汝纶也不会想到，他的梦想会在那一个瞬间断裂。失去了桐城文化根脉，湮没了桐城道统的现代教育，将失去自性地卷入中国教育畸变的洪流。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教育，而且关乎中华文明，更关乎中国未来。
不久，一场更猛烈的红色风暴即将席卷桐中。这是一场深刻的危机。它在政治上颠覆了桐城派的合理性，在政治挂帅的时代，多少桐城人只能痛苦转型，从国器变成小器。这是历史的悲剧，不能达则兼济天下，就只有穷则独善其身。首当其冲的是桐城人章伯钧先生，那种政治撕裂的苦痛，今天仍然能从他的女儿章诒和先生的笔端流出。
桐城派的家国情怀
桐城派最大的价值是经世致用的家国情怀。被政权抛弃之后，近代桐城派的两个代表性的人物，最终都走向了独善其身的美学。听说，晚年的朱光潜常常站在自家庭院的篱笆外，手持一朵鲜花送给路过的青年学子。此说出自曾经亲受先生赠花的燕园美女，可信不疑。那可能是桐城派文化史上一个经典的意象：赠花之手有余香。今天的桐中人，几乎都是这样的一个握花使者。他们把自己的智慧、学识、才情、文章，捧之盈盈在手，赠之拳拳在心。
和乾嘉学派相比，桐城派文化中的资本萌芽、实证精神、义理考据甚至是科学主义都毫不逊色。在更早的时期，作为桐城派先声人物方以智的身上，这种精神就达到了时代的峰值。如果没有桐城派的介入，清初的一系列开明政治实践和制度设计，都不可能完成。我不自私地以为，虽然明代鸿儒对政治文化进行了诸多顶层设计和空想，但真正付诸实践的是桐城人。
但乾嘉学派优于桐城派的地方也显而易见。这是中国儒学史上最早颠覆义利之辨的支流。在改革大潮兴起之后，乾嘉学派风行的江浙地区一跃而起，成为改革红利的最大受益者。而桐城派与之相比，则重在义理而不是义利。
在建国后，桐城派不断地完成与政治惨痛割裂，早已经失去了政治根基和依托。曾经的冠盖满京华，曾经的桐城会馆已经荡然无存。1980年之后兴起的这场商业大潮，正在完成对桐城派的二度冲击。这是桐城文化的软肋。和乾嘉学派这种根系绵长，又在民族资本中完成铁血洗礼的文化不同，囿于内陆、偏于内省的桐城文化，完全没有敞开胸怀，无力迎接资本浪潮的冲击。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颠覆力量，足以让桐城派根脉尽断，彻底退出舞台。
此时此刻，应当是一曲挽歌，还是一曲离歌，我已经不知道。
今天为大众熟知的桐城人，也许一个是台湾的费玉清，还有一个凤凰的胡一虎。另一个，是曾经一时名噪的璩美凤。在此之前，桐城最为公众熟知的应当是诗人海子，1989年自杀于山海关；更早的应当是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她在文革中惨遭荼毒。
这片土地，这片文化，是不是真的在没落了？
据刚刚得到的，未经确认的消息是，今年安徽的高考前800名中已经没有桐中人。我们那一年，安徽省的理状元是高三五班的陈卫国，现居美国；我们那届的文科状元是高三六班的倪永凯，也在全省前列，现居新加坡。
20多年过去了，听到这一切，争觉恍如隔世。
最坏和最好的时代
这是最坏的时代。这也是最好的时代。
我不相信，一个刚刚走完100年风雨的桐中，就会从此沉沙折戟；我更不相信，一个延续的几百年的文化道统就会从此终结。
任何改革都是某种程度的复兴。我始终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会决定着中华文明现代化的方式和走向。中国不能走美国式繁荣的道路，那是一种霸权主义、强权主义的寄生文明。那种在全世界文化、资源和制度塔尖上鱼肉世界的制度，将会最终走向毁灭和衰朽。中国之路，绝不会是照抄美国，只能从数千年的古文明中生发出来。
那样的时刻，那样的中国，不应当没有桐城人的声音。如果有，那个稚嫩的声音，首先会回荡在桐中。对于所有桐城人而言，桐中应当是文化的高标和精神的家园。她理应有自己的操守，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风神。
我仍然记得自己激情燃烧的青春。我记得吴永清老师对庄子的迷恋，我还记得高传明老师绮丽的书法，我还记得汪顺芳老师书赠激励我的“大江歌罢掉头东”，我也还记得班主任金汤老师一次次到宿舍监督我们。这些涓涓师恩，都已经成了我们同学相聚时温暖的回忆。当年我们无从体会，如今我会觉得，那些校园里的点滴传承，都烙印着桐城薪火相传的文化之根。桐中如何，未来的桐城文化就会向何处去；桐中的师者如何，未来的桐城就会向何处去。
20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回桐中。一切物是人非。但我依然牵挂那里的一切。我总是一次次把桐中的校训“勉成国器”送给年轻人，我真的觉得，这是我在青春岁月里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我觉得这句话是桐中的根，也是桐城派的根。
1902年，回乡办学的吴汝纶意志已经坚如磐石：“吾辈此次办学堂，有进无退，人不善换人，法不善换法，决无止息之期。”这是一种誓约般的宣告，荡漾着一个老人生命最后的激情。那是他生命残烛最后的跳跃，百年之后，已成绝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