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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总是要先问一声:利农否?|何兰生

作者:何兰生    发表时间:2023-04-20    浏览次数:184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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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家国心

——《农民几何》后记

       我是一个半拉子农民,干过农民的活,所以知道农民的累;见过农民过活,也就感受到农民的苦。也正因为此,我对农民有一种特别的情结,加上职业的“天然农”,凡事总是要先问一声:利农否?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道德的自我标榜,但我从来认为这不干道德的事,甚至与悲悯无关,这只与生活经历有关。我因为吃过农民苦,如今又走出农民苦,所以对农民的苦,才感受更真切,对农民早日不苦才期待更强烈,这最多只是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也是人性该有的样子,哪里谈得上道德标榜?

       说起农民的苦,即使有时间的大浪淘沙,但总还有一些断影残片不时浮上记忆之海,就像某种熟悉的气味和味道,不管多久,一旦闻见尝到,与之相关的种种,都会如在眼前。时至如今,有两个情景总是应时应景地让我记取。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北风初来的那个夜晚,奶奶坐在床头喃喃自语“风刮得作水响”,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一个条件反射的想象:门前水塘里正凝固起一棱一棱的波澜,北风整夜在屋瓦上来来回回翻找缝隙。风声、水声、檐瓦的破碎声、窗纸的瑟瑟声,活画了一幅苦寒将至的图景,也象征了那个时候农民的苦。天冷农苦,从此,这个印象就刻进我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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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还是那个七十年代,乡下的时间由公鸡做主。每每鸡叫头遍的时候,大概凌晨三四点,门前大路上就会传来由远而近、由近而远的脚步声和人声,奶奶总会例行地嘟囔一句:“上山的人上来了”。那个时候,农民秋天都有一个上山搞柴季,因为经常要翻到山背面才能搞到柴,为了天黑之前能挑柴回家,就必须天不亮上山,由此形成了固定的上山时间。所以每当听到鸡叫头遍的时候,奶奶就知道上山的人快上来了;每当听到上山的人声,听到奶奶的嘟囔,我也就知道天还没亮,还可以睡一大觉。那个时候,觉得上山搞柴的农民,真的是很苦。虽然后来没有了搞柴,再也听不到天没亮时的上山声,但搞柴农民的苦,算是永久把我的回忆锁定在那个年代。我虽然干过农活,但没有上山搞过柴,一想到农民在伸手不见五指中靠手电筒指路、或者就着弦月的稀疏月光上山搞柴,我的心底就涌起一阵一阵的悲凉和酸苦。当时心里就想,农民什么时候不用搞柴?我以后是不是也要像农民那样上山搞柴?

        我不用搞柴的时光来了。

        1983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水田里弯腰插秧,突然听见远远的塘埂上,有人正扯着嗓子叫我,是村支书通知我去领北大通知书!我兴奋地跳到田埂上,脑子一片空白。后来我分析了当时的心理,我想起当时脑子并非真的一片空白,虽然什么也没想,但清晰地知道我要告别这水田了!那刚插上的秧苗,已有微风中的绿意;水田的波光中,时现蓝天的片影,一个事实是,我已经站到了田埂上。那一刻,家乡、老屋、乡亲,包括奶奶坐在床头的呢喃和鸡叫头遍时的嘟囔,都将过去了,我也将带着对农民之苦的记忆,从此告别农民之苦。

       但过去了四十多年,我发现,我告别不了农民的苦。每当我享受城市福祉,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乡亲,想起他们的苦;即使我在经受生活的苦累和人生的烦恼时,我也马上想起农民,跟农民相比,我这点苦累烦恼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强说愁而已!我所谓的苦累烦恼,是农民日思夜想、盼而不得的!吃得好,喝得好,到月有工资,出门被人尊重,老了退休金还能拿不少,你还有什么不知足?还有什么可唉声叹气?

       这是一种忍不住的记取,消不了的记忆。这种情绪和思考也从此成为我的气质和心灵的一部分。兹摘录我在一些文章中的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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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何谓?

       因为经过,所以懂得;因为受过,所以难受。今天的农民,那些苦,那些累,都远去了。不用搞柴,不用双抢,不用挑水库。都交给机器了。应该说,这四十年来,农民的苦和累是减轻了不知道多少,但农民的活儿会一个接一个,不会有闲下来舒服的时候。农民的苦和累又有了新的形式,累在工业化的流水线上,苦在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离乡背井去打工,换来微薄的工资,附带一身的病和伤,一齐又都如山一样压到农村。把青春的激情留在城市,把衰老的身影印在乡村。

       农民何人?

       农民经受了这么多苦和累,但农民没有在苦和累下垮了。太阳每天升起,农民每天活泼泼地活着。农民最可怜,但农民不卑贱;农民最淳朴,但农民最懂理。农民最重情义,最讲礼数,农民还最敬读书人。读了农民,你才知道中国的样子。读懂了农民,才明白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就是农民,他们身体苦,精神不萎。因为他们始终有希望。只要希望在,一切皆有可能。这就是农民,虽然每行一步都很艰难,但还是 “拱”一截是一截,一步一步地,往前“拱”着。

       农民何在?

       撒在大地上的农民,就像满天的星星一样,此起彼落、闪烁于历史的天幕。一茬一茬的,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喜怒哀乐,不会被记载,不会被标注,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站在祖先们的坟茔前,看到一块块被时光侵蚀的墓碑,看到那些残缺不全的碑文,似乎都在倾诉着一代一代农民卑微如尘土的人生。几百年前,在我生活的地方,曾经也有他们的烟火人生,也有他们的命运悲喜,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从来都没有一样。

       他们,就是历史车轮上粘着的尘土,随轮而走,随风而散。数千年专制皇权,长途漫漫,车轮滚滚,尘土就一直被粘附,被碾压,被抛弃。它没有名字,如果一定要有个名字,它就叫苦难,如果还不直观,就叫它农民。

       农民何去?

       中国的“三农”是典型的东亚小农,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农业的根本问题是人多地少,劳动生产率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农村的根本问题是农村公共服务滞后,投入和投资严重不足;农民的根本问题是权利落实滞后,社会保障不力。

       如何建立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的内生机制?怎样形成“三农”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更具体地说就是,建立新型城乡关系从何处入手?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怎么落实?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又怎样同步?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到底在哪里?这是“三农”改革发展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也正因为此,农村改革无可避免、不容回避地逐渐进入深水区。

       农民何为?

       数亿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就业、居住、生活,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或将稳定在乡村振兴实现之日。在此之前,农民进城恐怕始终是一场历史洪流。这也正是中国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一方面通过城市的聚集功能,更好发挥公共服务的效能,产生聚集经济的效应,需要更多人口向城市聚集。另一方面,减少单位土地的承载人口,提高农业土地的集中效应,使留在乡村的人口经营更多的土地,通过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这就是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双轮驱动,目的是为农民创造美好生活,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局面。

       中国以农立国,漫漫封建时代,主流价值都把农民排在阶层排行榜的首页,把为农立命立言作为道德文章的头条。为什么?不是对农民有多爱,是因为农民太重要、离不开。没有农民,太仓之粟谁来供?没有农民,率土之滨谁来守?没有农民,皇权天下终是空。农民理论上被抬到天上,但现实中却卑如尘土、贱似草芥,任人踩、任人割。荒年衰岁,是“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的生死无常;世乱兵凶,则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至暗至惨。农民是治世的刚需,是乱世的负担,常世是养育者,末世是掘墓人。所以,历朝历代需要农民,也嫌弃农民、害怕农民,从不会真正为农民着想、真正对农民负责。农民不论是被“嘴上”供着,还是被“脚下”踩着,其命运始终脱不了一个“贫”字,离不了一个“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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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农民能摆脱“贫”、离却“困”?这是中国数千年解不了的难题、走不出的死局。每一个朝代都在这难题中深陷,在这死局中挣扎,唯一的不同是程度的深浅。如果没有开天辟地之力,没有惊天动地之举,则数千年的治乱循环、因果相连,旧局依然是旧局,戏码到底还是戏码。而农民,则始终蜷缩在泥泞中,成为被践踏的对象。

       正确处理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一条重要成功经验,也是新时代的重要政策指向。从领导农民搞土改,到支持农民大包干;从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到实行“多予少取放活”、取消农业税;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增加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始终是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过去,共产党靠农民打天下、搞建设、兴改革,现在,奔振兴、抓共富、谋复兴,同样离不开农民。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同甘共苦的父老乡亲”!

       正如我在《农民几何》的同名文章的题记中所言——

       农民几何?何谓、何人、何在、何处、何为?不了解农民,就懂不了中国;不爱惜农民,也治不了一方。须知今日行走庙堂、运筹农策、甚至管理一方的贤人智者,很多都是出身农民、来自农村,家里家外,多多少少都有几门“草鞋亲”。举笔千斤重,一语万人从。岂可或忘,怎可不慎!

       农民几何?农民几何!地球上最古老的职业,世界上最辛苦的人群,勤劳是你的本性,朴实是你的基因,你为民族受了最大的苦,你为国家作了最大的贡献。当2049年,我们跨入现代化强国行列,请不要忘记,如泥土一样深沉的中国农民,如草根一样坚韧的父老乡亲!真诚地祝愿你们,从今走向坦途,世世幸福,代代无忧!让我们谨记——

       大国崛起,根基是农业!

       复兴梦想,起航在乡村!

       国运昌隆,最该谢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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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要感谢农民,感恩农民!作为作者,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谈三农问题,谈对农民、对乡土的一点肤浅思考,也都受恩于农民和乡土的哺育。也正是数十年与三农的血肉粘连,使我的思考和情感寄托得以与地气民气相应,不敢说于人有多少裨益,起码这是一个三农知识分子心灵的声音。

       我要感谢农民日报,感谢农民日报的历届领导和前辈,正是他们对我的教诲和帮助,使我养成服务农民的情怀和职业修为,特别是农民日报四十年如一日地传承“为乡亲们办一份一个鸡蛋就能换的报纸”的初心使命,使我得以在“为农民说话,让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的氛围中,始终坚守事业的价值。可愧对先贤的是,如今一个鸡蛋换不了一份报纸。

       我要感谢我的家乡桐城,那是一个六百年文风习习的小县城,近代以来更注入了“勉成国器”的梦想,2022年更是母校桐城中学120年华诞。那是我人生塑形铸魂的开始,是我情感和思考的源头,是我的父母之邦,是我的根之所在。时至如今,我的父母还不时地把他们的人生经验和乡村见闻输入我的知识体系,我也从桐城文化中感知社会、触摸乡土,并在与自然和前贤的对话中,校正人生的航向,汲取善上的力量。

       我要感谢震云师兄,感谢他在著述名山大典的间歇,还拨冗为拙作命序。震云师兄是我的老领导,曾经不仅为我的《乡村观察》一路绿灯,在我的文章编辑过程受阻时,也与我一起愤愤不平。这些美好回忆在我的《家国记忆三十年》中有细致的描述。今年,我在农民日报续办停刊20多年的《名家与乡村》专版,我请师兄无论如何要由他开篇,师兄欣然允诺,很快撰写了一篇《延津与延津》,为这个专版标下了一个高起点。我把这视为北大情、农报情、朋友情的见证,更视为我们共同的三农情、乡土情的外溢。

       我要感谢曼青老同学,感谢他在履新中国工程院领导之际,还忙里偷闲为拙作为序。我与曼青相识相交于少年时代,我家在何老屋,他家在严家畈,相距不过三四里路,天朗气清的时候,站在我家屋后的骑龙岗,还能看见严家畈的炊烟。我们先在一个叫放牧场的陶冲初中同班就读,后来又一同考入桐城中学。此后他南下我北上,现在又相聚在京城。作为院士科学家,曼青还有一副公义心肠,有一腔浓厚的三农情怀,我们的同学情、家乡情,也都因为希望乡土更好、希望农民更好的共同情感,而日益纯粹深化起来。

       我要感谢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特别是孔欢同志,他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劳和心血;感谢农民日报的美编刘念同志,她的颇有韵味的插图,让我的土文章沾上了一点文艺气。

       最后,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夫人和女儿,正是她们对我全心全意的支持和鼓励,使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工作之余顺利完成了这本书绝大多数文章的写作,并陆续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农见度”上发布。不仅如此,她们还经常成为我文章的第一读者。我秉承桐城乡学,相信好文章一定要经得起朗读,因此,我的很多文章,都是要大声念出来给她们听,她们认可了我才会定稿。

2022年6月6日于北京凉水河畔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农见度,网页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ILGNKtKQa6vCrwcS9MG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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