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来家国心
——《农民几何》后记
我是一个半拉子农民，干过农民的活，所以知道农民的累；见过农民过活，也就感受到农民的苦。也正因为此，我对农民有一种特别的情结，加上职业的“天然农”，凡事总是要先问一声：利农否？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道德的自我标榜，但我从来认为这不干道德的事，甚至与悲悯无关，这只与生活经历有关。我因为吃过农民苦，如今又走出农民苦，所以对农民的苦，才感受更真切，对农民早日不苦才期待更强烈，这最多只是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也是人性该有的样子，哪里谈得上道德标榜？
一
说起农民的苦，即使有时间的大浪淘沙，但总还有一些断影残片不时浮上记忆之海，就像某种熟悉的气味和味道，不管多久，一旦闻见尝到，与之相关的种种，都会如在眼前。时至如今，有两个情景总是应时应景地让我记取。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想起北风初来的那个夜晚，奶奶坐在床头喃喃自语“风刮得作水响”，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一个条件反射的想象：门前水塘里正凝固起一棱一棱的波澜，北风整夜在屋瓦上来来回回翻找缝隙。风声、水声、檐瓦的破碎声、窗纸的瑟瑟声，活画了一幅苦寒将至的图景，也象征了那个时候农民的苦。天冷农苦，从此，这个印象就刻进我的记忆。
也还是那个七十年代，乡下的时间由公鸡做主。每每鸡叫头遍的时候，大概凌晨三四点，门前大路上就会传来由远而近、由近而远的脚步声和人声，奶奶总会例行地嘟囔一句：“上山的人上来了”。那个时候，农民秋天都有一个上山搞柴季，因为经常要翻到山背面才能搞到柴，为了天黑之前能挑柴回家，就必须天不亮上山，由此形成了固定的上山时间。所以每当听到鸡叫头遍的时候，奶奶就知道上山的人快上来了；每当听到上山的人声，听到奶奶的嘟囔，我也就知道天还没亮，还可以睡一大觉。那个时候，觉得上山搞柴的农民，真的是很苦。虽然后来没有了搞柴，再也听不到天没亮时的上山声，但搞柴农民的苦，算是永久把我的回忆锁定在那个年代。我虽然干过农活，但没有上山搞过柴，一想到农民在伸手不见五指中靠手电筒指路、或者就着弦月的稀疏月光上山搞柴，我的心底就涌起一阵一阵的悲凉和酸苦。当时心里就想，农民什么时候不用搞柴？我以后是不是也要像农民那样上山搞柴？
我不用搞柴的时光来了。
1983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水田里弯腰插秧，突然听见远远的塘埂上，有人正扯着嗓子叫我，是村支书通知我去领北大通知书！我兴奋地跳到田埂上，脑子一片空白。后来我分析了当时的心理，我想起当时脑子并非真的一片空白，虽然什么也没想，但清晰地知道我要告别这水田了！那刚插上的秧苗，已有微风中的绿意；水田的波光中，时现蓝天的片影，一个事实是，我已经站到了田埂上。那一刻，家乡、老屋、乡亲，包括奶奶坐在床头的呢喃和鸡叫头遍时的嘟囔，都将过去了，我也将带着对农民之苦的记忆，从此告别农民之苦。
但过去了四十多年，我发现，我告别不了农民的苦。每当我享受城市福祉，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乡亲，想起他们的苦；即使我在经受生活的苦累和人生的烦恼时，我也马上想起农民，跟农民相比，我这点苦累烦恼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强说愁而已！我所谓的苦累烦恼，是农民日思夜想、盼而不得的！吃得好，喝得好，到月有工资，出门被人尊重，老了退休金还能拿不少，你还有什么不知足？还有什么可唉声叹气？
二
这是一种忍不住的记取，消不了的记忆。这种情绪和思考也从此成为我的气质和心灵的一部分。兹摘录我在一些文章中的絮语——
农民何谓？
因为经过，所以懂得；因为受过，所以难受。今天的农民，那些苦，那些累，都远去了。不用搞柴，不用双抢，不用挑水库。都交给机器了。应该说，这四十年来，农民的苦和累是减轻了不知道多少，但农民的活儿会一个接一个，不会有闲下来舒服的时候。农民的苦和累又有了新的形式，累在工业化的流水线上，苦在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离乡背井去打工，换来微薄的工资，附带一身的病和伤，一齐又都如山一样压到农村。把青春的激情留在城市，把衰老的身影印在乡村。
农民何人？
农民经受了这么多苦和累，但农民没有在苦和累下垮了。太阳每天升起，农民每天活泼泼地活着。农民最可怜，但农民不卑贱；农民最淳朴，但农民最懂理。农民最重情义，最讲礼数，农民还最敬读书人。读了农民，你才知道中国的样子。读懂了农民，才明白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就是农民，他们身体苦，精神不萎。因为他们始终有希望。只要希望在，一切皆有可能。这就是农民，虽然每行一步都很艰难,但还是 “拱”一截是一截，一步一步地，往前“拱”着。
农民何在？
撒在大地上的农民，就像满天的星星一样，此起彼落、闪烁于历史的天幕。一茬一茬的，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喜怒哀乐，不会被记载，不会被标注，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站在祖先们的坟茔前，看到一块块被时光侵蚀的墓碑，看到那些残缺不全的碑文，似乎都在倾诉着一代一代农民卑微如尘土的人生。几百年前，在我生活的地方，曾经也有他们的烟火人生，也有他们的命运悲喜，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从来都没有一样。
他们，就是历史车轮上粘着的尘土，随轮而走，随风而散。数千年专制皇权，长途漫漫，车轮滚滚，尘土就一直被粘附，被碾压，被抛弃。它没有名字，如果一定要有个名字，它就叫苦难，如果还不直观，就叫它农民。
农民何去？
中国的“三农”是典型的东亚小农，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农业的根本问题是人多地少，劳动生产率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农村的根本问题是农村公共服务滞后，投入和投资严重不足；农民的根本问题是权利落实滞后，社会保障不力。
如何建立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的内生机制？怎样形成“三农”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更具体地说就是，建立新型城乡关系从何处入手？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利怎么落实？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同步发展又怎样同步？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到底在哪里？这是“三农”改革发展亟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也正因为此，农村改革无可避免、不容回避地逐渐进入深水区。
农民何为？
数亿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就业、居住、生活，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迁徙，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或将稳定在乡村振兴实现之日。在此之前，农民进城恐怕始终是一场历史洪流。这也正是中国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一方面通过城市的聚集功能，更好发挥公共服务的效能，产生聚集经济的效应，需要更多人口向城市聚集。另一方面，减少单位土地的承载人口，提高农业土地的集中效应，使留在乡村的人口经营更多的土地，通过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这就是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双轮驱动，目的是为农民创造美好生活，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局面。
三
中国以农立国，漫漫封建时代，主流价值都把农民排在阶层排行榜的首页，把为农立命立言作为道德文章的头条。为什么？不是对农民有多爱，是因为农民太重要、离不开。没有农民，太仓之粟谁来供？没有农民，率土之滨谁来守？没有农民，皇权天下终是空。农民理论上被抬到天上，但现实中却卑如尘土、贱似草芥，任人踩、任人割。荒年衰岁，是“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的生死无常；世乱兵凶，则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至暗至惨。农民是治世的刚需，是乱世的负担，常世是养育者，末世是掘墓人。所以，历朝历代需要农民，也嫌弃农民、害怕农民，从不会真正为农民着想、真正对农民负责。农民不论是被“嘴上”供着，还是被“脚下”踩着，其命运始终脱不了一个“贫”字，离不了一个“困”字。
什么时候农民能摆脱“贫”、离却“困”？这是中国数千年解不了的难题、走不出的死局。每一个朝代都在这难题中深陷，在这死局中挣扎，唯一的不同是程度的深浅。如果没有开天辟地之力，没有惊天动地之举，则数千年的治乱循环、因果相连，旧局依然是旧局，戏码到底还是戏码。而农民，则始终蜷缩在泥泞中，成为被践踏的对象。
正确处理农民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一条重要成功经验，也是新时代的重要政策指向。从领导农民搞土改，到支持农民大包干；从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到实行“多予少取放活”、取消农业税；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到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增加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始终是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过去，共产党靠农民打天下、搞建设、兴改革，现在，奔振兴、抓共富、谋复兴，同样离不开农民。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忘记“勤劳善良的父老乡亲”“同甘共苦的父老乡亲”！
正如我在《农民几何》的同名文章的题记中所言——
农民几何？何谓、何人、何在、何处、何为？不了解农民，就懂不了中国；不爱惜农民，也治不了一方。须知今日行走庙堂、运筹农策、甚至管理一方的贤人智者，很多都是出身农民、来自农村，家里家外，多多少少都有几门“草鞋亲”。举笔千斤重，一语万人从。岂可或忘，怎可不慎！
四
农民几何？农民几何！地球上最古老的职业，世界上最辛苦的人群，勤劳是你的本性，朴实是你的基因，你为民族受了最大的苦，你为国家作了最大的贡献。当2049年，我们跨入现代化强国行列，请不要忘记，如泥土一样深沉的中国农民，如草根一样坚韧的父老乡亲！真诚地祝愿你们，从今走向坦途，世世幸福，代代无忧！让我们谨记——
大国崛起，根基是农业！
复兴梦想，起航在乡村！
国运昌隆，最该谢农民！
我们都要感谢农民，感恩农民！作为作者，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谈三农问题，谈对农民、对乡土的一点肤浅思考，也都受恩于农民和乡土的哺育。也正是数十年与三农的血肉粘连，使我的思考和情感寄托得以与地气民气相应，不敢说于人有多少裨益，起码这是一个三农知识分子心灵的声音。
我要感谢农民日报，感谢农民日报的历届领导和前辈，正是他们对我的教诲和帮助，使我养成服务农民的情怀和职业修为，特别是农民日报四十年如一日地传承“为乡亲们办一份一个鸡蛋就能换的报纸”的初心使命，使我得以在“为农民说话，让农民说话，说农民的话”的氛围中，始终坚守事业的价值。可愧对先贤的是，如今一个鸡蛋换不了一份报纸。
我要感谢我的家乡桐城，那是一个六百年文风习习的小县城，近代以来更注入了“勉成国器”的梦想，2022年更是母校桐城中学120年华诞。那是我人生塑形铸魂的开始，是我情感和思考的源头，是我的父母之邦，是我的根之所在。时至如今，我的父母还不时地把他们的人生经验和乡村见闻输入我的知识体系，我也从桐城文化中感知社会、触摸乡土，并在与自然和前贤的对话中，校正人生的航向，汲取善上的力量。
我要感谢震云师兄，感谢他在著述名山大典的间歇，还拨冗为拙作命序。震云师兄是我的老领导，曾经不仅为我的《乡村观察》一路绿灯，在我的文章编辑过程受阻时，也与我一起愤愤不平。这些美好回忆在我的《家国记忆三十年》中有细致的描述。今年，我在农民日报续办停刊20多年的《名家与乡村》专版，我请师兄无论如何要由他开篇，师兄欣然允诺，很快撰写了一篇《延津与延津》，为这个专版标下了一个高起点。我把这视为北大情、农报情、朋友情的见证，更视为我们共同的三农情、乡土情的外溢。
我要感谢曼青老同学，感谢他在履新中国工程院领导之际，还忙里偷闲为拙作为序。我与曼青相识相交于少年时代，我家在何老屋，他家在严家畈，相距不过三四里路，天朗气清的时候，站在我家屋后的骑龙岗，还能看见严家畈的炊烟。我们先在一个叫放牧场的陶冲初中同班就读，后来又一同考入桐城中学。此后他南下我北上，现在又相聚在京城。作为院士科学家，曼青还有一副公义心肠，有一腔浓厚的三农情怀，我们的同学情、家乡情，也都因为希望乡土更好、希望农民更好的共同情感，而日益纯粹深化起来。
我要感谢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特别是孔欢同志，他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劳和心血；感谢农民日报的美编刘念同志，她的颇有韵味的插图，让我的土文章沾上了一点文艺气。
最后，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夫人和女儿，正是她们对我全心全意的支持和鼓励，使我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工作之余顺利完成了这本书绝大多数文章的写作，并陆续在我的微信公众号“农见度”上发布。不仅如此，她们还经常成为我文章的第一读者。我秉承桐城乡学，相信好文章一定要经得起朗读，因此，我的很多文章，都是要大声念出来给她们听，她们认可了我才会定稿。
2022年6月6日于北京凉水河畔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农见度，网页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ILGNKtKQa6vCrwcS9MGsw）
（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