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弄清什么是“人性”。
正如马克思曾说过“人直接地是自然地存在物”。因此，人作为生命的存在物最基本要求是吃、喝、穿、住和生殖，这样满足人的自然需求，且有生之物都有一种同类情感,对于生命都想留恋、维护和爱，凡是遇到危害生命的事情都不免恻然感动，生命是类的有机体，某个人的痛痒都会引起另一些人的痛痒。这种同类的痛痒相关性就是同情，即是“恻隐之心”，无“恻隐之心”之心非人也。人有”恻隐之心”只因为人是人的类存在物，它是组成人类关系的基本要素，即“人性”，它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泉源。因此，“恻隐之心”也是人道主义的最基本特征。这是“人性”的生理与心理需求最低层面。人又毕竟不能等同一般动物，人是有意识的，即既有感性又有理性且有语言符号的动物。因此，“人性”应该具有更深度的要求，这是属于精神层面的需要。这种深度的“人性”就是关系到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生活质量问题，也就是关系到诸如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即关系到人自身和谐问题，还有关系到人与人之间和谐问题，以及关系到人与自然和谐问题等。由此，关系到“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问题，即是马克思所追求的美与美的规律问题。因此，人类精神最高追求是美的问题。这美的问题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人性”最高层面是“共同美”问题。至今，已从实践与理论上证明人类的“共同美”是存在的，所以审美化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定会实现。历史发展到今天，凡是真正有“人性”的智者应有这种共识与远见。人只要有这种远见，也就没有什么过于自私的欲望和忧虑。这样人生在世都应为此而劳动和生活才是最自由、最愉悦、最有意义。正如古代庄子的“独与天地万物相往来”的逍遥乐观精神，如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探索精神，如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批判精神。在当代如李大钊的“一切乐境，都可以由劳动而来；一切苦境，都可由劳动解脱”的赞扬劳动精神，如鲁迅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维护“人性”而发扬“硬骨头”精神,如雷锋的“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的无私奉献精神。总之，这一切都是为追求“天下为公”或“世界大同”的太平盛世思想，最终达到人类的共同归宿——共产主义。就是“人性”的复归，就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我们将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向前靠近的重要一步。
其次，抗日是“人性”与“灭绝人性”的战争。
凡是事实，无论它如何不合理，往往都有一套理论替他辩护。有战争屠杀就有为它辩护的哲学，连杀人放火也很快乐！这“恻隐之心”本是“人性”最低层、最人道需求，但在事实上摧残它的人固然很多，在理论上攻击它的确实存在。如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攻击戏剧的理由，就是他能引起哀怜情绪，就缺乏英雄气概，容易流于怯懦和感伤；近代德国一派唯我主义哲学家如尼采之流，更明目张胆主张人应该尽量扩张权利欲，专为自己，不为别人。什么“恻隐之心”只是弱者德操，且认为弱者应该灭亡，我们应促成他们灭亡。这种哲学催生了德国的武力至上主义，因此，才有希特勒之《我的奋斗》绝作；日本明治维新时就要求大家不要用筷子吃饭了，这是落后的，大家要消灭它，大家都要学习西洋人用刀叉吃饭，且又提出“脱亚入欧”口号，从此，日本成为西方国家了，更张扬了它的“武士道”意识。因此，日本反对“恻隐之心”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尾崎秀实是日本记者，他目睹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当地警察和官员煽动不理智的暴民，最终导致东京6000多名朝鲜居民被无辜杀戮！这种残酷现象，促使他思想变化而投身共产党的活动中，且成为马克思主义忠诚战士，二战时成为苏联红军的谍报员而被日本政府杀害。日本侵略中国受挫后，天皇更加疯狂，在中国推行“杀光、烧光、抢光”政策，据原八路军120师干部穆青曾说，我军夺到日军某炮楼，在其角落里发现满满两木箱的剁下的人手，有大人的，也有孩子的；1937年12月日本军人攻入南京，屠杀市民30多万人；从1938年到1943年，日本空袭中国城市5000多次又毁灭了多少人的生命财产！最近，中国公布日本侵华战犯笔供。他们承认对被俘的中国人“进行了活体解剖演习”,如对俘虏施行”气管开刀手术”练习；还有，日本军国主义精心组织731部队，就实施细菌战核心机构，强制使用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细菌试验！这岂是反“人性”问题，而是“灭绝人性”，其最终目的是“亡国灭种”而占中国领土！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是馨竹难书,更令世人愤恨与发指！这些没有“人性”的侵略者对本国人民也很残忍，在日本发现被俘侵华日军供述史料中，有“应当教育一旦成为俘就要自我了结”生命的记录；又据《卢沟桥的传说》记载有：“川岛惠子和田代一郎”两人已是青梅竹马未婚夫妇，为了侵略战争丈夫田代一郎被强征入伍，妻子被骗为“慰安妇”而成军官性奴，仅以此例可知，东条英机为侵略中国，在其本国拆散了多少人的婚姻与家庭，这同样是犯了“灭绝人性”罪行！
中国军队在共产党领导下，传承了革命战争时期优待国民党俘虏的人道主义思想，更加重视“日军战俘问题”。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第103段）又认为“兵民是胜利之本，”当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毛泽东为其政治工作制定了三项基本原则：官兵一致原则，军民一致原则，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原则。且说：“这些原则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第115段）由此把俘虏当作自己的兄弟看待。这是因为只有把与我们并无冲突的日本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和他们自己的法西斯压迫者区别开来，才能和日本士兵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目。1939年又发出《中央军委关于俘虏敌伪纪律的指示》，更明确规定“对俘虏禁止杀害，不准没收财产。禁止任何侮辱人格、习惯，受伤的绝对禁止补枪。阵亡的敌军官兵尽可能掩埋立碑，不愿随队行走的，就地释放。”这体现了我军是有“人性”的部队。由此，共产党人不仅有理论自信，而且有制度自信，因此认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人要去掌握的。”（第48段）也因此，毛泽东预言“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从而坚定了抗日的决心与信心，但必须经“持久战”的痛苦时期。
我军在战争中对待日军俘虏更是关心与体贴，且以最真诚态度和行动去感化他们。最为突出的是八路军政治部在延安成立日本工农学校专为俘虏服务。学校的校长、教师都由懂日语干部或俘虏当任，从1941年到1945年，由最初的11人增至500多人，以此教育、引导和改造俘虏，这就有效起到感化作用。如被俘虏军官香川孝志感动地说：“八路军里有许多被称为小鬼的少年勤务兵，我们刚到麻田时，就是他们为我们烧洗脚水。这些小鬼的纯真和关心别人行为，深深教育了我。”又如战俘小林清是日本大阪市人，1938年被强征入伍，1939年被俘，他回忆说：“当时八路军给我医治头上伤，给我做大米饭和两个炒菜，这在当时是多好的待遇呀……经过一段生活，我确实感受到八路军是一支完全不同于日本军队的部队。别的不提，日本军队不但杀中国军队的俘虏，连无辜的老百姓都杀，可八路军对我们日本俘虏太宽大、太仁慈了。”经认真思考他不仅决然参加八路军，积极投身抗日战争，以后加入中国国籍。尤其令人惊奇的被强征入伍的田代一郎在战争中也被俘，经教育不仅明白了日本侵华战争是非正义，而且对中日人民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他自愿参加反战同盟且成为负责人之一。后来又打听到他未婚妻已成为某军官的“性奴”，又经我地下党琢磨了一套行动方案……让川岛惠子顺利来到解放区，并为他们举行了婚礼。也由此，许多日军战俘改造成反战志士加入八路军或加入反战同盟组织，这些反战志士在克敌制胜上却是一支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最后，“人性”与“灭绝人性”的战争仍在继续。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虽然取得胜利，东条英机等日本战犯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至今未认真清算，以安倍晋三为首的日本政府仍未认真反省，没有归还中国岛屿，没有承认是侵略战争，更没有向中国人和全世界人民道歉。总之，仍不服对中国投降，仍在做70年前日本帝国的美梦，仍想再占中国领土，这就是安倍晋三的狼子野心。即是它的“灭绝人性”的本质未变。他企图修改《和平宪法》，迫不及待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与美国结盟且频繁的搞军事演习；尤其在有100多国家在广岛参加纪念大会，主张实现“无核世界”，但安倍在致辞中却未提日本“不制造、不拥有、不运用”核武器三原则，反而借此机会把日本打扮成核武器的受害国，以掩盖日本在二战中“灭绝人性”的罪行，这就暗藏着日本政府阴谋与祸心，那就是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日本，以此报服抗日国家。他昨天敢于在南京大屠杀！由于其本性未变，他未来更敢于运用“核武器”来灭绝人类！因为日本官方意识形态强调日本是神的后裔。一直坚持拜谒靖国神社，他不是人类的存在物，而是另类（神类或兽类）存在物，又有美国的扶植与保护，从而有恃无恐成为美国的走足与打手，妄图独霸东亚以迎合美国走进亚洲需要。由此，善良的中国人应牢记毛泽东的话“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今天我国人民与安倍之流的政治斗争，就是“人性”与“毁灭人性”的不流血战争；如果走到尽头不能以政治谈判了结，那就要爆发流血战争。所以中国人民要时刻准备打战！从去年12月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出席南京大屠杀77周年纪念大会以来，又到今年全国媒体总动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直至9.3阅兵纪念活动，其意义是远大与深刻的，至少作为全国政治思想动员，振奋国人精神！并且展示我国的军事实力与人民的决心，无论从物质到精神上，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有决心有勇气有力量管控世界局势，谁胆敢破坏和平发动侵略战争，中国叫它粉身碎骨！且以喜悦心情迎接战争的彻底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