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缓解后，春风日暖，草绿花开，我到郊外山上行走，路上三三两两都是看花人。因为走得紧了，喘不上气来，我拉开口罩，松缓一下。一年轻妇人见我走来，朝着坡上喊：“戴上口罩，快，快戴上!”坡上她男人带着孩子在蹦蹦跳跳的。她自己呢，紧张得转过来转过去，一条窄窄的小路上不知何处可避。一回头猛见我在她身后，一拍胸脯叫着：“哎哟，吓死我了。”
正月二十，内弟因为业务到济南出差，他说济南城已然车行人流，市貌如旧，但高铁上还是空空荡荡，人影可数。车厢内有一女子，全身裹着两层塑料皮，套着厚厚的皮手套，脸部除用口罩掩住口鼻外，还用装香油的塑料圆桶紧紧罩住，长长的油嘴伸出来，不比二师兄的短。女子自始至终蜷缩在座位上，一动都不敢动。孔子说，“君子死不免冠”，从生活小义的角度可以理解为，危险当前也不能失掉体面。女子行为虽可体谅，但也让人生出莫名的滋味。
疫情之下，似乎人人成了瘟神，避之唯恐不及。这种恐慌的情绪累积、弥漫，以致造出种种“神通”：气溶胶传播，粪口传播，电梯按键传播，病毒碎尸传播，无症状传播，潜伏期三十天四十天等等。天日不宁，人心惶惶，有人没来由地躲在卫生间、被褥底下大哭。如果只是自求安生倒也无妨，但在某些人身上，会突破边际，变成对他人失去止限的侵害。
从2月5日以来，本市再无新增病例，附近一家宾馆的房客出来活动了一下，被周边的人看见，听是外地口音，马上报警。警察来搜查，发现是个武汉人，年前回不了家，就和店主私下相商，继续住在酒店里躲藏，为怕带来诸多的麻烦、惊扰，要求店主不上报。店主想着是旧房客，没有风险，出于义心，就留下了他。房客藏了二十多天，刚出来放个风，就被一致地举报了。店被封，人被关，之后，周围的邻居觉得自己安全了。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自诩过仗义、坚强、勇敢、友爱、宽容，但当真的灾难来临的时候，很多人因为心底的恐慌、虚弱把这一切都击成了泡沫，为求自保而冷漠无义，甚至出手相侵。纸面上、屏幕上的呐喊，对有些人来说，只是不遗余力地给他人打气，渴求着别的人们不顾生死，不顾家室，保住自己的安全。
经济社会的发展给了人们暂时安稳的生活，有人就以为从此岁月静好，沉浸在小我的情调里，相互卖萌，自我怜惜。儿女卿卿，妖形媚面，成为追慕、流行的风尚。眼界日益短促，心志渐渐弱化，一副风不能侵，雨不能袭的栏圈里小绵羊的行状。早些年曾有过关于中小学课文删选的争议。诸如《鲁智深拳打镇关西》这类仗义惩恶，令人气血奔涌的文章，就有专家建议，青少年不宜，所有有血腥的文字都应删除。青少年学了这些文字就会变得暴力吗？要果真如此，那是社会的问题，不是教育的问题。要是统统抹杀了义勇精神，我们还能创造深广无限的未来，面对不可预知的危机吗？
居家期间，也在追剧，把一些陈年旧剧都搜了出来。有一部美国电影，译名叫《战场》。二战后期，一群美国列兵身在比利时战场。他们看似随意散漫，仪形不整，作风粗野，说荤话，偷鸡蛋，打架，连新来的小兵都看傻了眼。夜宿民居，居然对女房东动了情愫，想来个一夜情。德国军队发起一次大规模战役，这群列兵被带上了战场，陷入重重包围。天寒雪冻，大雾弥天，又缺衣少药，冷饿交加，丛林之中不辨你我，常遭偷袭。但他们都有着张放无畏的心，雪地里挖个坑裹条毛毯就能挤在一起安然入睡，靴子烂了裹上布条照样奔跑，遭遇敌兵能自主作战。影片中关于战斗的场面并不多，我想编导是不是在宣示一种理念，战场的战斗力正来源于个体张扬奔放的精神？
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各地都在搭防震棚。到了晚上，父亲就送我们到棚里睡觉，自己依然回到家中，村里的壮年人好像都这样。也许是艰苦的岁月反而造就了他们藐视危险的勇敢。随着财富的积累，国力的增强，我们有了更好的体系保障。但体系的强大需要无数个体的英勇，没有了这些个体，体系只是形式的虚夸。
宏大的社会关怀之下，也往往有众多的特殊被忽视，会次生出许多意料之外的悲剧。此次疫情中所见甚多。需要我们有勇敢自救的能力，有仗义相助的情怀，哪怕走在灰色地带，甚至是对僵化规则的背叛。把自己蜷缩成一团，盲目地自我封锁，等待，恐惧，甚至彼此侵害，不是应对危机的积极手段。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公职人员的英勇举动，也看到了一些志愿者的自发行为，他们以大胆无畏填补了体系所不能关怀的空缺，担当了许多被忽视的事，救助了诸多被忽略的人，他们也许会被冷落在光环之外，却也是当今社会绝不可缺省的力量。
我希望热烈、奔放、勇敢写在每个中国人的行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