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积淀,它是当年古人的修养、学问和品格最珍贵的精神财富,诗国传人本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但如今写诗、读诗和欣赏诗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了。不仅对现代诗没兴趣,更不喜欢古典诗词了,诗有边缘化之忧!诗对人格的美育作用也逐渐弱化了,大大影响了国民素质的增长。我自进入老年大学后,在古典文学中受到古典诗词的启蒙,深深感到做人比学知识重要,读诗比读其他书更重要,诗是育人的重要资源与基础。
我出生在落后的农村,读书只为“跳农门”,从小就没有读诗的环境与条件。学的专业课是数学,只重视逻辑思维的训练,缺少诗的形象思维熏陶与练习,从而成为个缺乏诗性的人。可以说像我这类人是畸型发展的所谓“知识分子”,实际是没有什么真正知识的人。直到老年才体认到“不学诗,无以言”的真谛。因此,必须把这一沉痛的教训告诫下一代人,让他们能在诗的陶冶下成长,做个全面发展有真正知识的人,即成为有诗性的知识分子。
由于先天不足,我不会写诗,但我现在爱读诗,更爱欣赏诗,把它们作为一种重要精神消费和生活方式,内心中有说不出的快乐与幸福,为使大家分享,写出其中的体会,且求教于同仁。古代曾留下的诗有上千篇,经孔子晚年编选《诗经》有三百零五篇,又配上乐曲歌唱,可见孔子对诗的尊重和推崇。在《论语》中引用《诗经》中大量的诗性语言,传至当代,成为“人生宝典”,是传统文化代表性符号之一。这就是说,诗歌本身作为一种潜在哲理与美质,经它的陶冶和启发有助于激发人的审美体验,以此开启人性中潜在的美质,且借此增进人的道德素质与修养,从而坚定自己修身的决心与信心,树立“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正是见于诗歌的这种特别的功能与作用,孔子教诲我们“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远的且不说,就以合肥老年大学编选《桑榆》(第八集)的诗为例略加论述。
诗,可以兴。甚意蕴在兴会、兴味、兴趣等情感,通过生动鲜活的审美意象,再经联想和丰富的想象力的形象描述,以达到精神与艺术上的升华而“颂”之,正如:
《和谐颂》(谈诚)
和为贵来谐为亲,治家兴国顺人心。
中华美德添奇彩,马列陈言重创新。
作者在诗中以“和谐”为兴会,加以生动形象描述,联想到顺应历史潮流。合乎“以人为本”的需求,不仅是一种美德,且升华为“奇彩”意象,认同马列主义的发展与创新,必须加以歌颂和传播。
诗,可以观。其意蕴在通过观察、观感、观念等实践活动,对事物现象与规律的观照,再经缜密的分析与升华,提高人的理智与观察力,从而形成有诗性的审美力和判断力,也由此形成科学信仰而“立”其志。正如:
《寒流》(马恒修)
世界寒流肆虐惊,人间骤感泰山倾。
美欧资本呈颓象,日暖神州春景明。
作者从观察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现象,由社会“冷”、“暖”变化的意象,引起人间心理“泰山倾”与资本主义制度的“颓象”的变化,从而联想到社会发展变化规律。以此判断两种社会制度孰优孰劣,进而坚定自己的信念,且立志实践科学发展观。
诗,可以群。其意蕴在群策、群体、群英等审美活动与话语中,通过创设或能够提供多种双向交流对话的契机,再从所描写的人物事件来启动思想感情的沟通。以期相互理解、同情和支持。从而达到人际其“昌”的境界,最终达到社会和谐与大同。正如:
《喜上合肥老年大学》(崔海燕)
书包一背似童年,耄耋同堂话圣贤。
六十春秋观巨变,康乾盛世不新鲜。
作者是以共和国同龄的一代群体为背景,以背起书包为“童年”的审美意象,共同在课堂的活动,从而达到新的审美境界“话圣贤”,继承与发扬传统美德,同时又共赏共和国六十年来的“巨变”,其乐融融!在此,我们这些耄耋之人不忘原铁道部长刘建章首创全国第一所老年大学(
1984
年),经共和国支持与推广,我们今天才享受到做梦也没想到的丰富的精神生活。这充分证明我们的时代比“康乾盛世”更“昌”盛、更幸福。
诗,可以怨。其意蕴在怨愤、怨恨、怨气等情绪中,以审丑的意象,借公民的话语权和历史的使命感,通过讽刺与幽默的审美艺术,对社会及其某些人腐败现象或丑恶行为予以揭露与鞭达挞。突出“刺”的特色,可以刺向敌人,也可以刺向自己或同志。正如:
《小岗村人》(林希活)
首砸大锅饭,赢来富万家。
一笺红手印,绽开报春花。
作者从各种社会现象中,选择“大锅饭”之丑的意象,这是全国人民最怨恨的符号。谁敢“刺”它都有生命之危险!怎么办?人民必须团结起来,这“红手印”就是团结的审美意象。它代表着力量,代表着生产力发展方向,以雷霆万均之力去“砸”掉“大锅饭”,才能解放生产力,从而由“穷”变“富”。由此,“小岗村人”升华为农村改革“报春花”。
从以上比较,“兴”与“怨”更富有审美情感色彩,重在表现和激发人的情志与意趣,“观”与“群”更带有哲理与睿智倾向。在形象思维中也隐含逻辑思维的特质。总之,这四者功能是把艺术与科学有机融合成一个整体,其语言精粹、简洁,又有韵味,具有音乐之美,这是诗的魅力所在。由此,必须重视诗教,才能培养有气质的诗性人。法国数学家魏尔斯特拉斯曾说:“如果一个数学家不具备诗人的某种气质,他就永远休想成一个大数学家。”这句话有普遍意义,毛泽东首先是诗人,后才成为伟大的导师和领袖;曹操首先是诗人,后才成为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苏轼首先是诗人,后才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和杰出的清官。由此,联想到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与我们在教育中弱化诗教不无关系。
作者系合肥老年大学学员
2010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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